因为最近的新京报事件，把南方报业系这几年来的变迁查了一下，回头捡起了两年以前的南方都市报案（2004.3前后）。

当时看到的官方报道与争鸣之声混杂一片，而自己又不甚关心，盲目地轻信冠冕堂皇的判决，于是便不再多加理会。

直到很久以后，读到程益中获世界新闻自由奖时那篇著名的答谢词，又到今天，重读南都案的始末，才明白原来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错过了却是一个时代。

南方周末99年的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迄今为人传诵，而到那时为止南周也都还承载着那样的理想；南都的孙志刚案引发的违宪审查案无人不晓，而对sars的率先报道则让全国为之震惊；而新京报虽然在创刊时（2003.11）其主编程益中自己已是风雨飘摇，可是大胆开设的社评和社评批评板块却依然让人耳目一新。指点江山，激昂文字，那时竟是这样的意气风发。

却不是今天。

先逮捕后查案，而且又是紧挨在报道孙志刚案和sars之后，是非曲直自不待多言。只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报人，于今却在何方？而经历了这样的惨痛之后，又有几人应该被要求继续保持这样的勇气？

只是有些事情总不会让人忘记的。不会忘记在一审中喻华峰的承揽责任；不会忘记在身处逆境之际程益中的那篇振奋人心的《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不会忘记南都的那些记者的无畏的声援和陈峰的公开信；也不会忘记那一晚的照片上那些抱头失声的新京报记者们。

曾经失望地钻进故纸堆中寻找值得尊敬的人格，如今却看到了希望。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人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只是肃然起敬之后，却不禁犹疑：如果换了是自己处在这样的事件当中，不管是财务人员也好，是记者也好，是编者也好，是执法者也好，自己究竟能够做到哪一步呢？有blog上说到，向理想主义者致敬，也宽容现实的选择。理所应当地去指责那些向现实妥协的人，但是如果换成自己，又会怎么做呢？敢站出来吗？敢仗义声援吗？敢顶住压力吗？敢置安危于不顾吗？想想还是妥协吧，是么？

不由地想到程益中在答谢辞中所引的，肯尼迪在柏林墙旁说出的话：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激情

程益中

　　迷恋老成持重，追求超稳定状态，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断重申的主题。在这一主题的威镇之中，民众的情绪和怀疑，只能私泄不得发表；对各种矛盾和问题，只许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不许真相曝光；权力拥有者心理异常脆弱，只愿听喜不准报忧。时刻以虚设的波平浪静歌舞和平的大好形势，进行精神手淫。
 
　　  多少创造的冲动，多少思想的火花，多少个性的光芒，多少革命的激情，就这样被消解得一干二净。个人对社会无条件无原则的适应，成了所有思想者重中之重痛中之痛。共性围剿个性，老成持重围剿生动活泼。“缴枪不杀”之声如四面楚歌。思想者只好放下思考的武器，放下激情，疲惫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程益中：在恐怖和谎言中坚持常识

猪圈不是美丽世界，哪怕是丰衣足食的猪圈。人不应生活在对人权、人道、人性和人味都充满敌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须恢复对人类的认同。

　　　　　　　　　　　　　　　　　　 ——程益中获世界新闻自由奖答谢词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颁发2005年度吉列尔莫.卡诺.伊萨萨世界新闻自由奖。感谢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和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国际评判委员会。在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义举，无疑是雪中送炭，对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步和人权状况改善意义重大。对于不能到达喀尔领奖，我感到非常遗憾和抱歉。感谢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同意我委托世界报业协会领奖并宣读答谢词。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世界报业协会，感谢记者无国界组织，感谢保护记者委员会，感谢悲愤而沉默的本国行业组织。感谢亚洲周刊和凤凰卫视，感谢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感谢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感谢美联社和法新社。感谢邱立本先生，杨锦麟先生，何亮亮先生，安.库珀女士，卡维.崇基塔沃先生，比奇女士，布鲁塞尔先生。尤其要感谢正直又可爱的胡舒立女士及其领导的财经杂志：作为中国内地唯一按照独立公正原则报道“南方都市报案”的媒体，北京的财经杂志用底线书写了当今中国的新闻奇迹。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要感谢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和吴南生先生、林若先生、胡绩伟先生、杜导正先生、刘陶先生。感谢仗义执言、两肋插刀的中国法律界、知识界、传媒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许志永先生、江平先生、茅于轼先生、刘晓波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兴良先生、顾则徐先生、萧瀚先生、胡星斗先生、季卫东先生、王健民先生、槬璺先生、张思之先生、杨支柱先生、傅国涌先生、王小山先生、陈峰先生、王克勤先生、昝爱宗先生、胡小同先生、沈浩波先生、尹丽川女士、李健先生、***先生、展江先生、樊崇义先生、许兰亭先生、储槐植先生、梁根林先生、曲新久先生、盛洪先生。你们也是受难者，同时更是拯救者。请大会原谅我这份冗长的致谢名单。实际上这个名单还更长，恕我不能继续逐一列明。

　　感谢欲哭无泪的亲朋好友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Xin Jing Bao 哼你屏蔽试试）及南方体育所有的同人！去年的这个时候，恐怖无所不在，谎言无所不在，你们坚强而微弱的呐喊所向披靡，吹倒了重重黑幕和巍巍高墙。我还必须感谢那些系铃之后又解铃的政客，如果没有你们的猖狂和愚蠢，我不会得到这个荣誉，而更大范围的冤案也必将以更煞有介事的方式继续下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什么样的冤案都是办得成的，而且冤案总是显得郑重其事和格外完美。我更要感谢我的战友和难友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你们的苦难是整个中国的耻辱。美国前总统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墙边的著名演讲中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亲爱的喻华峰先生、李民英先生，请你们分享这个时刻！无论在狱中还是狱外，我们其实都在受难，我们永远都是恶性制度的囚徒。对我来说，外面无非是一座更大的监狱，一个“没有天空的都市”。我现在拥有的小康生活，其实是一间丰衣足食的猪圈。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君英女士！在黑云压城、大难临头之际，你的镇定、坚强和友善让人吃惊。当8岁的儿子问你：“我爸爸到哪里去了？”，当80岁的母亲问你：“我儿子哪里去了？”你微笑着说：“他出国考察了。那里很自由，是一个美丽世界。”在窃听和监视的鬼影每时每刻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被非法秘密拘捕关押的160个日日夜夜，在连续两次抄家的惨剧发生之后，在司法当局非法冻结了全家所有的生活资料之后，你还照常送儿子去上钢琴课。琴声悠扬，而物是人非，母亲来电说刚刚被噩梦惊醒，儿子却正陶醉在美丽世界。

　　美丽世界！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美丽世界。

　　猪圈不是美丽世界，哪怕是丰衣足食的猪圈。人不应生活在对人权、人道、人性和人味都充满敌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须恢复对人类的认同。

　　用常识为武器，我们必将摧毁恐怖和谎言编织的梦魇。不要和常识作对。不要和良心作对。警惕卑鄙无耻的政客用真理的名义打击真相，以政治正确之名泻一己之愤谋一己之利。我们要分享各自的人生经验，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扩大公众知情权、提高政治能见度。这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无权势者的力量”。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你有不说话的权力，但没有讲假话的权力。讲真话不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准则，而是底线。然而极其可悲，现在这是一条高压线。

　　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恐怖和谎言中迷失已久。恐怖无处不在，谎言无处不在——我们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回望过去，我们一定会为这个疯狂和荒谬的岁月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对盛行的邪恶习以为常，那么我们就是迫害我们自己的同谋。北岛的诗说：“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

　　请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对这样的局面感到可耻！

　　借此机会，我呼吁：让真话回到我们的生活，就像让大地回到我们的脚下！

　　哈维尔1975年在《给捷克总统暨***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这也肯定会是我们的未来。

1、深圳原野案例。
    首先，短时间内升值如此之多为哪般？资产评估由会计师事务所做出的话，谁来监督？同样的资产，先算少后算多，或者，简单地改变资产的形式，比如把土地换成现金，当作增值，如何监督？
    其次，经营承包者或经理人如果自己拥有别的企业，那么利用自己承包的企业与自己所有的企业进行交易，而使自己所有的企业获利，谁来监督？经理人有没有竞业禁止规定？就算有竞业禁止，那么有没有供应和销售链限制？如何使经营者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息息相关（不管是道德评价还是名誉或者是金钱利益）？国外的经验如何？是依靠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名誉来限制的吗？
    再次，有多少股民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95年3月广州的调查报告， 43.3% 的人对公司运营状况“不太了解”，7.3%根本不了解。那么现在的数据呢？有几个人能够通过报表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大部分人炒股的信息渠道又是什么呢？理论上的股票价格应该是股民预期的分红（？），那么实际上呢？世界上如何？中国如何？
    再有就是验资的重要性。原野案例中的香港润涛公司即通过名义上的注资获得了主控权，但实际上并未出资，并未承担风险。单方增资是否允许？验资报告现在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是否安全？验资之后再抽逃资金有无限制和障碍？
2、90年代的“圈地运动”
    首先，如何限制“只圈地不建设”的地皮商？在出让土地时是否有土地用途限制及建设年限限制？炒地皮可否限制，亦即限制地皮转手（包括道理上和操作上）？
    其次，如何让土地价格市场化？土地拍卖是否最佳途径？土地出让的收益归属是国家还是地方？土地作价的高低与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利益有何相关（政绩、名誉等等）？如果没有的话，如何限制政府官员用土地换政绩或者换利益，如果出让土地可以换来看得见的成果？比如说招商引资，比如说GDP增长，比如说产业发展。各地的恶性竞争又如何限制？
    再次，资本是个好东西。政府官员拆借政府、银行资产炒地皮，失败则损失归公，成功则大头归己，如何限制？（禁止拆借政府资金如何实现？）
    最后，土地的政府出售价增高真的会引起房地产业价格上扬吗？换句话说，房价的高涨是由于一级市场的政府拍卖价高引起的吗？还是由于经由灰色过程转入二级市场的地皮价格过高？

这个是前两章的。。。后面的发现写不下去了。最近发现财经朗闲评很好看。

在CO2的blog上看到了她对2005年的总结，忍不住手痒也想写两句了。

值得纪念的一年，值得纪念的许多事，皆成记忆，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大概都已是过眼烟云了吧。只是记住曾带给我深刻感动的那些人和事，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记住那些朋友，记住曾经的欢颜和泪眼，就这样继续前行。

想起在别人blog上看到的，把压力和责任当作朋友，对这个世界永怀爱与希望，永怀感激之心。

一定不会忘记，用信任和希望来面对整个世界。

      今天到闵行区证照办理中心去办事，遇到了记忆中最好的政府部门服务态度。还在窗口附近逡巡的时候就有人问要办什么，然后很热心地指了几号窗口，办事效率也高，我这边填表，那边就开始帮我办手续，而且也没见她抬头就听见她说出我哪里还没填好。。。然后去问驾照年审怎么审，找不到文字材料，里面的人就说有什么问题我给你讲，结果一分钟之内，什么问题都搞明白了。

        这么高的政府办事效率还真难得。不过想想大门进来就是位置显著的投诉台，估计这种情况下态度不好也难。

       然后就去了闵行区博物馆，就在莘庄地铁站的五楼，任何时候有点空都可以去看看的，竟然就这样一直把它忽略掉了。作为区县博物馆而言，它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免费，推荐一下。三个展厅，一个关于马桥文化的，一个关于闵行区建设的，一个是中国民族乐器的。参观的人很少，所以视听设备和游览者自己动手的小玩意儿什么的居然都难得地基本完好。

        马桥文化是继良渚文化之后的文化，主要在环太湖地区分布，在马桥也就是今天的闵行区马桥镇就有分布点，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原文化的夏商时期，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与中原有所区别。不过从一幅对比图上可以看到，中原地区和马桥文化的一些陶器长得还是挺像的，据说这说明两个文化之间很有交流。

       闵行区建设的展馆没什么兴趣，进去逛了两分钟就出来了，不过能够看到闵行区的规划模型做得倒是直观生动。一大块的高新产业区，一大块大学园区，一块别墅区，一块行政中心，然后就差不多了。另外黄浦江滨江的规划中居然有很长的一片绿化带，哪天骑车去看看。

        中国民族乐器的展馆东西就多了，按气鸣、膜鸣、体鸣、弦鸣四种发音方式分类。看到了各种怪怪的乐器，长得很像竖琴号称是其前身的箜篌，一堆铁片组成的方响，靠调整弦松紧变音的单弦琴等等，不一而足。参观的人很少，贵重的编钟和磬旁边也只是放着一块请勿动手的牌子，并没有围起栏杆，视听设备和游览者自己动手的小玩意儿居然也都难得地基本完好。于是就在那厚重的编钟旁驻足，戴着耳机站在几近无人的昏暗展馆里，眼前是青铜的编钟，耳边是遥远的黄钟大吕，就这样沉浸在古老的时代里。

        就从今天，告别过去。

过去大学生辩论

作者：谢　泳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辨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实在有限，辨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卷第10期上登载了一篇当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当时是1948年12月28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辩论，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发现交大现有的校史资料还真是少。要追寻当年的那些事，凭借网络和交大自编的校史恐怕是不够了。只不知道应该查哪些近代文献才能了解49年以前的交大。以后争取每周发一篇吧，也可能是转载全文，也可能是转述当年的那些事情。

看到CO2在BLOG上说今年的圣诞节是有史以来最快乐的圣诞节，想到这个圣诞节也是自己大学以来最快乐的一次。

杀人盈野，血流成河~~

在辩论队玩“杀人”游戏真是开心，察言观色，转移注意，最后倒像是逻辑推理了。